凌天钧对大底特律地区中国人协会的贡献
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发展迅速 ── 香港中国通讯社--（原载美国<侨报>）
钱伟长会见旅美专业人士交流团 ——（原载1997年9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旅美华裔汽车专业人士来吉林省访问 ——（原载1997年9月8日《吉林日报》）
海外华人汽车专业人员访华团载誉归来 ——（原载美国《密西根新闻》）
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发展壮大的一个里程碑 ──协会西部活动中心的成立 ——
云志（原载美国《密西根新闻》）
凌天钧和西部活动中心 —— 柴枥:【:记忆里的残痕】- 摘自《相聚车城》
回国观感见闻 —— 凌天钧（原载美国《密西根新闻》）
难忘奥运──亚特兰大奥运纪事 —— 凌天钧（原载美国密西根《车城通讯》）
一台难忘的歌 —— 凌天钧（原载美国密西根《车城通讯》）
在《往日的歌》音乐会的幕后 —— 凌天钧（原载美国《密西根新闻》）
往事堪回首,谈笑诉衷肠--漫漫成功路,事业竟辉煌─王洛勇先生演讲会成功举行 —— 潘立功/凌天钧（原载美国《密西根新闻》）
1996年乒乓球友谊赛 —— 凌天钧（原载美国密西根《车城通讯》）
照片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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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发展迅速
<香港中国通讯社> -
（原载<侨报>）
世界闻名的汽车城底特律十来年前华人尚属少见，而近年则激增到三万余人。底特律中国人协会也应运而生，于一九九二年底诞生，迄今(一九九七年)注册会员已增加到一千三百人。该协会的一些精英亦崭露头角。
协会副会长兼美中科技中心主任凌天钧现任福特汽车公司大型豪华轿车部产品设计高级工程师，是一位开拓型领导人物，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他发起成立协会地区中心并兼任西区活动中心主任，他发起成立底特律地区唯一的大陆华人宏声合唱团并兼任团长，该合唱团除经常在本地区演出外，还远赴加拿大参加国际合唱节。他担任过底特律华人云南丽江地震赈灾义演总监。他担任庆祝香港回归大型音乐会总指挥，演出轰动，门票供不应求。作为协会负责人，他主持接待了中国国家经改委代表团、国家教委代表团、国家汽车工业代表团和上海人才招聘团。他还以团长身份，率领海外华人汽车专家代表团访华。他的奉献，为扩大华人社会的影响和加强中美交流、特别是汽车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作出了不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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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会见旅美专业人士交流团
（原载1997年9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在人民大会堂与凌天钧亲切握手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海外华人环保专家考察交流团和以凌天钧为团长的旅美汽车专业人士访问团的全体团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这两个考察交流访问团，是应国务院侨办的邀请于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中来华或回国进行科技考察和学术交流的。
钱伟长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工业生产、国企改革、环保的情况。他希望海外华侨华人科技人士多回来走一走，看一看，加强与内地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环保团”成员都是台湾旅美的环保专家。此行中他们赴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就太湖流域、西湖等的水污染治理与保护进行了现场考察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汽车团”成员全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大陆赴美留学后在美工作的新移民，目前均任职于美国知名汽车公司。该团将赴我国以汽车工业为重点行业的省市，如上海、湖北、吉林等地访问交流。据了解，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人才优势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我国重点行业的发展服务，具有广阔的前景。此次邀请旅美华侨华人专家组团来访，是侨务部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种新尝试。
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杨汉炎等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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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华裔汽车专业人士来吉林省访问
（原载1997年9月8日《吉林日报》）
吉林省副省长杨庆才亲切会见旅美华裔汽车专业人士访问团
1997年9月7日下午，吉林省副省长杨庆才在南湖宾馆亲切会见了以凌天钧先生为团长的旅美华裔汽车专业人士访问团一行8人。
杨庆才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我省的基本情况和我省汽车工业的发展优势，希望华裔汽车专家在加强我省与美国汽车工业合作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此次旅美华裔汽车专业人士访问团一行是应国务院侨办的邀请，回国进行技术交流和考察。在我省期间将与一汽集团等部门进行技术交流。
会见时，省外办和省外专局的领导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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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汽车专业人员访华团载誉归来
（原载美国《密西根新闻》）
钱伟长,郭东坡与汽车代表团全体团员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马珩、夏侯淳、程杰、郭东坡（国务院侨办主任）、凌天钧（代表团团长）、钱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柴枥、陈刚、魏秀珍（国家人事部处长）
后排：陆献强
应中国国务院侨办和海外交流协会邀请，海外华人汽车专业代表团一行六人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三日至十七日考察访问中国并作学术交流后，已于近日载誉归来。代表团成员由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华人汽车专业人员组成，团长为底特律地区中国人协会副主席凌天钧，团员有陆献强、柴枥、程杰、陈钢和夏侯淳等。
代表团在华期间先后访问了北京、天津、长春、上海和武汉等中国汽车工业重镇，与当地汽车界同行交流了中美汽车工业的技术发展及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在华期间，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国家外国专家局杨汉炎也分别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北京汽车集团总公司，天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长春第一汽车集团，上海汽车集团和湖北汽车集团总公司等。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欢迎和款待。同时代表团成员也分别向中国同行进行了多场次专题演讲，回答了同行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据悉，代表团成员的所有交流内容都在事先获得了其所服务公司负责人的赞同。三大汽车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团员们帮助和支持。福特汽车公司副总裁还在其北京总部的办公室会见了代表团中的福特雇员。
通过此次交流，双方都感到收获很大，增进了相互的了解，沟通了今后合作的渠道，对中美双方汽车工业的现状、未来发展和今后合作交流的可能性都有了进一步了解。双方都希望继续保持联系，发展友谊，扩大交流机会，为中美汽车工业的发展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发展壮大的一个里程碑
─记协会西部活动中心的成立—
（原载美国《密西根新闻》）
一九九五年八月，协会Canton活动中心（后更名为“西部地区活动中心”）的成立，为协会的发展壮大，为协会不同地区会员的参与和支持，做出了很大贡献，是协会成长壮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里程碑。
协会从一九九二年成立到一九九五年上半年，成员的发展和活动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华人居住地区的限制。由于历史的原因，协会各项活动的开展及会员的参与程度，在大底特律北部地区比较活跃，但在Canton，Novi，Ann Arbor，Westland等较多华人居住的地区（以上统称为西部地区）则较为薄弱。西部地区不仅会员少，参与协会活动者少，而且协会如何在西部地区开展活动，真正使协会成为“大底特律地区”华人的代表组织也成为协会理事会一个头痛的问题。就在此时，家住canton的凌天钧先生邀集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决定把canton地区的华人家庭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先把该地区的华人业余生活丰富起来。凌天钧主动与朋友徐性怡商量，两人一拍即合，当即联络几位热心社会公益活动的好友刘涌泉，叶子青，黄和平，吴昕和旷明朗一起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先在Canton的一个公园发起华人家庭野餐会。各人都有自己的朋友，都深深感到越来越多的华人家庭移民来美，大家有必要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活动，丰富华人业余生活，互相帮助和支持。这样上述七人分头行动，分工配合，统一安排，将活动前期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在野餐活动当天，即有来自Canton和其他地区的200多人参加。参加活动人数大大超出了组织者的预料。美味的野餐，丰富的活动使得大家津津有味，留连往返。从此活动开始，大家更加认识到华人家庭需要联络，需要互相的支持，需要组织起来。加上参加过上述野餐活动的人们纷纷要求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来安排今后的该地区的活动。遂在此基础上，由凌天钧、徐性怡、叶子青、刘涌泉、黄和平、姚银宪和吴昕共同发起成立CAGD的第一个地区性活动中心──CAGD
Canton活动中心。该中心选举凌天钧为总干事（后称中心主任），其余6人为负责各不同项目活动的干事，从此各项活动在Canton地区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就在该中心成立的当年，即先后举办多次舞会、电影放映、野餐会和大型文艺晚会──华夏之夜音乐会等。参加中心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中心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家非常关心和支持中心的发展。由于中心活动的开展和影响，居住在Canton以外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华人纷纷提出，希望中心能扩大活动范围，把大底特律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也包括在内，共同开展活动。Canton中心的干事们根据此一要求，一致讨论决定吸收包括Ann Arbor，Novi，Westland，Northville，Dearborn等周边城市的华人共同参加到中心来，新成员包括了赵善阳、叶其壮、胡君明、林布、刘能泉、王燕莹、陈戎等热心服务社区的积极分子（后来的发展还有更多的人员加入，恕在此不一一提及），并正式更名为“CAGD西部地区活动中心”。从此以后，在凌天钧和西部中心的组织和领导下，西部地区的各项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协会理事会对中心的成立和发展，自始至终积极支持和帮助，西部中心也与协会积极配合，发展会员，组织活动，团结同胞，扩大影响，使中国人协会得到了更快更大的发展，活动的开展更加丰富，协会的功能和影响也越来越全面。在中心成立不久，其他地区也效法我们成立了不同的地区活动中心。协会的活动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西部活动中心的成立为协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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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天钧和西部活动中心
—柴枥 【:记忆里的残痕】—
…譬如说西部活动中心吧，西部中心原本是在Canton附近的居住的来自大陆的新移民在一起聚会的松散的团体。这一团体形成是由于中国人协会早期的理事多在北部。因而协会组织的活动也多在北部。这使得居住在西部的华人参加协会的活动有具体困难。另外西部、北部的划分还与中文学校有关。底特律中文学校处於北部，协会理事会的理事从协会早期到现在，有很多都在这座在北部的中文学校里担任过职务。而西部新移民的社区活动提醒了理事会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促进新移民间的团结，协会理事会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并一致认为通过促进与西部新移民团体的合作，通过理事会中西部成员的比例调整，这里包括充分发挥来自西部理事的作用及积极争取增加西部理事的名额这样双管齐下的办法。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西部活动团体终于演化为了中国人协会西部活动中心，但是在西部有一些人的疑虑并没有随之消除。在西部活动中心最终成为中国人协会的一员中，这里面担任过协会副主席的凌天钧功不可没。他的努力再加上一系列的政策上的倾斜，如确保地区中心自己决定管理人员，全力支持西部中行自行组织的各种活动，在协会本身组织的活动中，尽可能地为西部会员提供方便。在处理西部活动中心的过程，理事们还考虑到底特律地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底特律覆盖的面积太大了，是在芝加哥后，美国在面积上讲第二大城市。协会要在每件事上照顾好大底特律地区的每个局部的确太困难了。再有，协会倾斜西部的政策又在北部引起了议论。为了作到一碗水端平，协会理事会又通过决议成立了协会的北部活动中心。
回国观感见闻
—凌天钧—
（原载美国《密西根新闻》）
编者按：最近，本刊编辑部曾约请协会副主席，最近回国访问的海外华人汽车专业人士访华团团长凌天钧先生谈谈回国观感。凌先生考虑到访华回来后已分别向华人社区，协会理事会和协会科技交流中心作过多场专门汇报，在本地华人报纸和协会电脑网络通讯上也有报告，故不欲再赘谈访华团的各项正式活动，因此以闲聊的方式谈谈回国观感见闻。
一、与钱老一席谈
除了与中国汽车界同行们进行了多场次、多形式的中美汽车技术交流活动外，我们此行还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热情欢迎和款待。从北京到长春，从上海到武汉，各地或由中央及省级领导，或由省市侨务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见并宴请我们。在各种礼遇性活动中，最高级别当属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对我们的会见了。作为“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之一的钱伟长先生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也是老一代的留美学生，现在还兼任海峡两岸统一促进会长，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等职。
会见当天，当我们的汽车驶抵人民大会堂南门时，抬眼望去，只见庄严雄伟，金碧辉煌的大会堂矗立面前，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加上气势宏浑的大殿和宽阔气派的石梯，不由得不使人感到一种庄严，一种肃穆，顿觉自我的渺小，紧张感也随着进入大殿的步伐而阵阵袭来。当我们有秩序地排队走进会见大厅时，笑容可鞠的钱老和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杨汉炎等早已迎候在门口，亲切的握手和互作介绍，顿时使我们的紧张感大大减少。在新闻记者不断闪亮的镁光灯中，大家走入会见厅一一就座。在会见中，钱老显得十分兴奋，作为早期留美归国的老留学生，对我们这新一代留学生尤为亲切，频频询问我们在海外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接着，他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地与我们海阔天空起来。话题从汽车到环保，从教育到科学，从经济到政治，从中国到世界，无所不包。钱老知识面之广泛，对祖国各行各业发展情况的了解，使我们十分惊讶。很难想象对各行业情况了解如此仔细，对工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具体数字记忆如此准确的钱老已是84岁高龄。除了对祖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成绩和进展感到振奋外，钱老也忧虑地指出许多当前存在的问题。诸如中国近年来汽车工业一哄而起，不顾质量，效益较差，民族汽车工业远不能与国外先进汽车技术竞争，严重的环境污染等等。在谈到大批海外留学人材时，钱老语重心长地希望我们在海外自强自立，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也不要忘记报效祖国，经常争取回国来走走，看看，为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多贡献力量，在整个会见过程中，除了我们用短暂时间来汇报代表团及底特律地区华人组织及活动情况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被钱老“包场”，会见也由原订的一小时延长到两小时。陪同会见的郭东坡主任耽心高龄的钱老身体受不了，连连打手势暗示我们设法打断正在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的钱老，我们立即作出各种配合，总算“止”住了谈兴正酣的钱老。最后，钱老与我们合影留念，一直把我们送到大厅门口，并一再希望我们常常回来。为祖国的建设出谋献力。一生风雨沧桑，饱经磨难的钱老对祖国的挚爱，对我们海外华人的殷切希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四化”干部大批走上领导岗位
此行给我的另一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近年来领导干部的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现代化。在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城市，我们都见到许多三十多至五十岁左右的省部级，司局级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厂长、经理及大量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大多是“文革”后上大学的，其中有不少硕士、博士生，也不乏一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有为之士。由于国内的改革开放，国外信息的迅速传播，这些人大都思想开放，年轻活跃，观念新鲜，充满朝气。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岗位、领域十分熟悉，对国外的各种情况也很了解，眼界十分开阔。77、78级的许多毕业生现均已在各公司和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角色，司局级的不在少数，处级更是多不胜数，在大学任教的，基本上都已是副教授或以上，有的更成为各科学术带头人。我原以为此次回国见到的“领导”将会象以前一样，循规蹈距，思想呆板，老气横秋，官气十足，实际一见则不然。就拿这次邀请我们的国务院侨办经济科技司来说，几位司长，副司长都是三十多，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国侨办主任郭东坡和外专局副局长杨汉炎都是部级，看起来五十来岁，虽年龄稍长，但都比我们以前接触到的老干部开明得多，他们都是长期从事对外联络工作的，对我们这些海外学人很亲切随和，象久已相识的老朋友一样，谈笑风生，毫无官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观念很新，思想也很开放，对国内外的事情十分了解，也很听得进我们这些长期在海外的华人的“自由”言论。郭东坡主任是近来刚从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的位置调任国侨办主任的，他在宴请我们时，开玩笑说他是沾了我们的光才上了新闻媒体。原来这次对我们的会见是他上任国侨办主任以来的第一次在新闻媒体露面，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都对此作了报导，故有“沾”我们“光”一说。在各地汽车公司访问时，见到不少中国几大汽车集团的老总们（总工程师，总经理等），厂长经理们，各科研、工程部门的技术负责人员们，大都是77、78级大学毕业生。他们知识面都很丰富，思想活跃，对国外汽车先进技术的了解也不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大都有很强的进取心和求知欲，也很理解和愿意接受许多国外的新思想，新观念，充满了活力和朝气。笔者在此次访问活动结束后还曾回到原上大学的城市和母校访问，当年（77级）的老同学们也大都是教授、副教授、处长等，局级干部和老总也不在少数。不管在各地，一遇到这些77、78级的毕业生们，就象见到老同学一样，一见如故，一谈即合，想到我们国家近年来有这么大批的年轻，有知识，思想开放，眼界开阔的接班人逐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加上大批海外留学生的影响，不由得我不对我们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三、豪爽的副省长
在我们被会见和宴请的历次活动中，印象最深的要算吉林省副省长杨庆才先生了。我们刚到长春市的当天晚上，杨副省长就在当地最高级、最漂亮的南湖宾馆会见并宴请了我们。杨副省长一见到我们，就象老朋友一样，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他在详细向我们介绍了吉林省的工农业概况后，又仔细地听取和询问了我们在海外的生活、工作情况，看来不到五十岁的副省长，精力旺盛，豪爽大方。特别是在晚宴上，东北汉子的酒量大显神通。在频频不断的劝酒中，我们这些不谙酒性的团员们一个个被“灌”得满脸通红，趁着酒劲，杨副省长和我们这些团员们都海阔天空地“侃”着，笑着，互相敬酒夹菜。副省长说我们的来访将会对长春的汽车工业大有帮助，所以我们之间应该建立第三条高速公路。第一、二条是众所周知的交通高速公路和信息高速公路，这第三条嘛，就是“酒”（意即友谊）的高速公路。为了加快第三条（友谊）高速公路的建设，所以我们必须喝，再喝！这一“喝”，可苦了我们中间几位酒量小的成员，为了不辜负副省长的情意，也架不住这第三条高速公路的建设速度，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往肚子里“倒”酒。可怜我们这些关内人在这第三条高速公路上哪里是东北汉子的对手。想到豪爽的副省长还邀请我们明年再访吉林，去看看美丽的长白山，我心里暗暗叫苦：今年已被灌得酩酊大醉地躺倒在旅馆床上，明年岂不是更会一醉方休于高高的长白山巅吗？
四，与国际“接轨”得最好的上海人
人们都说上海人精明，我们这次的上海之行使我体会到这种“精明”。我的感觉是，上海人的精明=聪明+眼光+能干。的确，看到上海近年来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你不得不惊叹于这种精明。上海人的思想观念，说话的方式，办事的效率都不同于其他城市。国内流行一句话，叫“与国际接轨”，我看上海是我国与国际接轨得最好的城市。拿上海汽车集团总公司来说，80年代初，他们率先开始了与德国大众的合作，短短几年内就将桑塔纳轿车打遍中国市场，在其他几大汽车公司尚未完全清醒时，这种“只要四个轮子能转，就能卖出去的”桑塔纳，已赚够了钱。如今中国汽车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中国自己的汽车设计开发能力又十分薄弱。当刚刚清醒过来的其他汽车公司苦于没有资金来建自己的设计开发中心时，“精明”的上汽集团又是一个大手笔──在前些年赚“够”了的钱中投资二十亿美金建设自己的汽车设计开发中心，尽快生产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汽车，以尽早占领中国市场！其他汽车公司虽然“英雄”所见略同，但又“气短”于资金不足。这一英雄气短，使它们只能望“上海”兴叹了。上汽集团的成功，只是精明的上海人事业成功的一个例子。其实正由于上海其他行业的人也有同样的精明，同样的观念，才有今日这一成就辉煌的上海。当我们参观了浦东开发区后，又坐在“东方明珠”顶层的旋转餐厅内观赏上海夜景时，看着浦江对岸外滩的美丽，城市上下高楼大厦的巍然林立，霓虹闪闪如繁星，江水烁烁似黄金，心中不禁十分感慨，当年的十里洋场确实已成了世界东方的一颗璀灿的明珠。若我们的国人都有上海人的精明，都能学习上海人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和效率，我们的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成为地球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明珠。
难忘奥运
─亚特兰大奥运纪事—
--凌天钧--
（原载美国密西根《车城通讯》）
左起：武绍祖、袁伟民、李富荣、凌天钧（作者）、徐寅生、许多虹（作者之夫人)、干蓉
一、心向奥运
四年前，从亚特兰大搬迁底特律时，就信誓旦旦地答应儿子，四年后一定回亚城看奥运。我知道，一旦对儿子应允了的事，再想打退堂鼓可不容易。尽管四年后我这位一贯是体育不爱好者的太太对此宏伟计划有些犹豫，但想到儿子定会为此事大闹天宫，还是断然决定“按既定方针办”，并早早地就托亚城的朋友为我们定购了一星期的比赛票。接下来就是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到了七月下旬启程之日。在出发的前几天，奥运比赛已经开始，从电视上看到中国健儿的英姿和战绩，激动不已，又加上看到当地华侨为中国奥运健儿做出的巨大支援，遂萌起了以CAGD名义为中国健儿送一面锦旗，以表达我们对中国健儿的祝贺和希望的想法。此一想法迅即得到了CAGD理事会的赞同。因时间紧迫，出发前找人在此做锦旗已来不及了，故决定到亚城后再找人做。7月27日清晨，我们一家三口怀着兴奋的心情，揣着CAGD的朋友们对中国奥运健儿的祝福和希望，驾车上路了。尽管刚一出发，便从车上广播中听说亚城百年奥运公园当天凌晨发生爆炸，我们仍然不为所动，打道回府以保性命的提议尚未正式提出就被否决了。我们一家人仍然心向奥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冒着敌人的炮火（炸弹）”，向着亚城前进，前进，前进─进！
二、锦旗轶事
当晚一到亚城，即有几家老朋友聚在一起为我们接风，席间除谈到近年各自的境况和奥运新闻外，我和太太自然也谈到了代表CAGD送锦旗一事。朋友们听到我们对CAGD的介绍，也都很为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在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感到骄傲，为底特律华人社团的发展感到高兴。我们要求朋友们为我们做锦旗事出主意想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还真出了不少点子，一时间竟使接风宴席的主题转了向。朋友们纷纷帮我们打电话，询问各商家店铺，及至第二天又纷纷出动去中国城找地方做锦旗。出乎意料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竟找不到一家商店可承诺此事，这使我和太太大为沮丧。回到所住的主人家（主人夫妇都是画家，男主人在美国画界还小有名气），谈及此难事，热情的女主人当即表示“让我来做”，“让我也向中华奥运健儿献上一片心意。”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好答应如此了。於是女主人就忙着上商店采购材料，什么紫红色金丝绒，金黄色穗子，浅黄色绸子（剪字用），买了一大堆。接下来几天女主人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裁裁剪剪，忙得不亦乐乎。尤其费劲的是剪字，先得从计算机上打出字来，到商店再多次复印放大到不同尺寸，然后再贴呀，剪呀的。我太太每晚也凑上去帮忙，花了好几个晚上，总算完工。展开来一看，嗬，到底是美术家，锦旗做得还真象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上书两行大字：海外侨胞的骄傲，中华民族的光荣──赠26届奥运中国代表团，落款当然是咱们CAGD啦。做完了锦旗，了却了一番心事，暮然回首才发现，做锦旗竟成了我们此次亚城之行的一大主题，“耽误”了我们不少时间，你说“亏不亏”？想想这事本是我自己“挑”起来的，就只好认了吧。
三、疯迷赛场
晚上做锦旗，白天当然是在赛场上度过啦。我们到亚城的当晚，就听说亚城侨胞为祖国奥运健儿组成了啦啦队，凡是去看中国队比赛的人，一律可凭票去某华人商社免费领取啦啦队队服和中国国旗。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机会，第二天一早即去该商社领取了“中国啦啦队”的队服，趁机也与该组织的负责人宣传宣传咱们CAGD。对方挺热情，希望保持联络，今后有机会再合作。穿上啦啦队服，顿有重新入队的感觉，自从小学毕业离开少先队之后，这是第二次“入队”，很感到有些雄纠纠的。在以后的几场有中国队参加的比赛里，我们穿上队服，手摇国旗，放开嗓子为中国健儿呐喊助威，每每到声嘶力竭还不罢休。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还为怎样与其他啦啦队友坐在一起发愁（因座位不在一起），可是一进赛场，顾虑全消。你只需要放眼一望，准有好几片手持中国国旗，身穿啦啦队服的“海洋”，如果你的座位不在该区域，也不用担心，只要往“中国领海”一走，马上有人给你让座找位。“过来过来”，“大家挤一挤”，“咱们都是一家人”，好像大家以前就是相识老友似的，大可使你为“手足情，同志心”而感动不已。还不等坐稳，你已经被“海洋”淹没了，你已成了海洋中的一叶波浪。比赛一开始，大家就为中国队拼命加油，喊的喊，叫的叫，哭的哭，笑的笑，要是在别的场合，人家准以为我们是一群疯子呢。中国队每赢一分，啦啦队就敲锣打鼓，欢声雷动；中国队每输一分，大家就喊“中国人──加油，中国队──加油”。那震耳欲聋的喊声，那雷霆万钧的气势，闹得坐在周围的美国人也不知所以地跟着乱喊，有的老美干脆找我们要上队服，国旗，跟着我们一起“起哄”。忘乎所以的啦啦队，站的站，跳的跳，也顾不得挡住后面观众的视线。最初我还挺守规矩地劝劝前面的人，别挡住后面的观众，可前面激动不已的啦啦队员“凶凶”地说：“现在哪还顾得了这些老外！”全忘了我们自己在这里才是老外。一看那说话的气势，“吓”得我也不敢劝了，否则队友们准得把我拉出来按“卖国贼”处理。算了，只好让那些“老外”委屈委屈了。好在哪些老外们表示了无可奈何的理解，耸耸肩，摊摊手，苦笑一下就过去了。为了看中国队的比赛，可费了牛劲啦，比如开车两小时到郊外去看女足决赛，喊完叫完，哭完笑完再浑身湿透的回到家，已是半夜两点了。为了看女排决赛，在大太阳底下晒了个把小时，才花了近100美元买到“黄牛票”。虽然这两场球中国队都输了，我们仍然喊得声嘶力竭，叫得精疲力尽。大家拼命为中国健儿的拼博精神加油。更有趣的是，在女足决赛时，啦啦队中竟有人唱起了“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不知女足的妹妹们对观众席上的哥哥们是何种心情！最难忘的要数乒乓女单打决赛，虽是两位中国人的战斗，却又代表着中国和台湾两个不同的队。为邓亚萍加油的中国啦啦队和为陈静加油的台湾啦啦队互不相让，加油声此起彼伏，情绪看上去十分对立，可赛完后又都为两位运动员的精湛球艺赞叹不已，双方啦啦队“握手言和”。当庄严的五星红旗在中国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之时，看着领奖台上站着的三位中国姑娘，看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往邓亚萍头上挂奖牌，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四、人满亚城
从底市到亚城的途中，特别是当靠近亚城时，我们不断地看到从美国各州开来的车。车屁股上挂着不同州的牌照，大家却又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大有“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奥运”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之势。我在车上笑说这些外州来的奥运迷“疯狂”时，我儿子却严正指出我们自己也是疯狂的奥运迷。的确，不但我们迷了，疯了，整个亚城也都迷了，疯了。一进亚城，扑面而来的是各处悬挂的奥运宣传画、广告、路牌，广播里听到的是奥运新闻和音乐，到处听到人们在说奥运战绩。靠近比赛场地的区域，到处人满为患。特别是地铁，四年前我在亚城生活时，地铁从来坐不满人，此时却是时时客满，处处人潮。到了奥运场地亚城中心，更是人山人海，举步为艰，人们你挤我，我推你，竟都相安无事。到处都在卖各种奥运纪念品，T恤衫的地摊，饭店人满为患，卖饮料的大赚其钱。场外卖黄牛票的票贩子在高声叫卖，有的价格令人咋舌，颇象中国的自由市场。特别是在为等候安全检查而大家挤在一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步时，闻着那四周的汗味臭味，感觉仿佛回到了中国──正在挤汽车，正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的人和行李中拥挤向前……尽管百年奥运公园刚发生爆炸，修复后的公园里仍是人挤人水泄不通，看起来人人都不怕苦不怕死。甚至在郊外相对宁静的餐馆里与朋友一起吃饭时，看到我们几个中国人高谈阔论奥运战绩，竟有素不相识的老美走过来告诉我们：“中国女排刚刚战胜美国。”
五、情献亲人
奥运期间，当地的侨胞对祖国的健儿们充分表现了浓烈的亲人之情。早在数月，当地的中华商会，专业人员协会，业余合唱团和球队等等就都联合起来，组成了奥运中国后援会。我们有几位朋友都是后援会的领导或骨干。除了上面提到的啦啦队外，后援会还组织了专门的汽车队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其他各种后勤服务多不胜数。大家都要争相为祖国的健儿们做点什么。人人不辞劳苦，有的接送运动员，有的为运动员送饭送菜，还有的把自己家开放给代表团辅助人员住，成了名符其实的接待站。由于在开赛后的前一段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吃不上中国饭，大大影响了运动员的身体和成绩，后援会的负责人想尽了办法，给运动员做了各种风味的饭菜，想方设法送进奥运村。按规定一般人是进不了奥运村的，后援会只得走后门托中国记者悄悄地将饭菜送进去。后来有一位在美国某大学教运动营养学的中国教授，想尽各种办法“合法”地住进了奥运村，亲自为中国运动员做饭，当上了全职大厨。当他做了一大锅鸡蛋汤放在食堂时，连一些外国运动员也要过来“蹭”中国饭吃。我们有两位朋友是兄妹，哥哥家成了接待站，妹妹则是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到亚城的当晚12